2008-01-15 04:57:14
要过春节了，最近有些杂七杂八的事情瞎忙，几天不动笔，就总是梦到胡哥和温哥骂我，最近本人做是有些小出格，说来说去，一方面为了观察，另一方面也是故意孟浪些，毕竟人是需要调整的，每次到了我自己要调整的时候，总是喜欢把自己彻底打烂了重新组合。所以首先要向关心支持本人以及奋进社的领导和朋友们道个歉，然后就是点题。本文将试图延循我党历史路线，探寻近期中国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总值也还是不成熟的方案，在这里说出来，也只是希望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群策群力，报效祖国。
1。政体的由来及变革
说到政治体制，照例还是要从猴子谈起，按照马老先生的观点，原始社会是一个平均而平等的社会。首先声明，本人是不赞同这种看法的，理由也很简单。既然人类社会是从猴子群落演变而来，很显然原始社会拥有着最类似猴群的组织架构。按照丛林法则来说，原始社会就是一个拳头大就是道理的社会。在原始社会的组织架构中，最强壮最有经验的就是领导，而这个领导架构的一切规则全都指向于种群的延续和壮大，所以很显然强壮的猴子人们获得足够食物就是必须的，而不存在所谓的平均分配的问题，因为很显然，人人吃不饱的结果就是大家都被饿死或者被敌方动物种群杀死。所以说不要以为原始社会就是什么世外桃源，那是一个弱者最没有保障的社会，至于平均分配之说，最大可能也就只是一种猜测而已。为什么要在原始社会浪费这么多的口舌，是因为一个最重要的核心：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进步，不管从经济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都是一种进步，而不是人文角度的倒退。只有正确把握这个核心，才可以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脉络，才可以不被误导，从而更加接近历史的真相。
明确了这个核心，我们就可以很明白的理清社会发展的脉络，我们就可以理清作为社会分支的政治体制变化的过程。单纯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讲，原始社会的单纯保障强者转化为奴隶社会的保障全体的生存权就是一个最大的进步，当然我们可以同情努力的悲惨，但是我们至少应该明白，被奴役终归是比被杀死吃掉进了一大步。而从奴隶社会的生存权保障到封建社会的吃饭自主权保障，就是另一大进步，在这个阶段，土地第一次成为这种权利保障的一个关键点，是否拥有土地是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转化的核心特征。而从封建社会到资本社会的变革，核心特征则体现在经济自主权，以货币的拥有和流通为主要表现形式。从原始社会到资本社会的政治体制变革，一个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弱者群体的生存状况以及相应权利，当然这个核心就是最大程度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还可以发现另一个有趣现象，当奴隶社会的进步区域及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受到威胁的时候，也就是奴隶起义的时刻，而与之对应的，封建社会的最终覆灭发生在土地畸形集中的时刻，按照这个规律，埋葬资本社会的坟墓必将来源于资本的畸形集中，也就是贫富差距的不可挽救程度。之所以要从历史的角度看待政治体制的变革，就是要从历史的深度去挖掘，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究竟要在哪个方向上或者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优势，而我们需要解决哪些问题，才能真正获得政治体制的优越性。很显然，在这个历史脉络中，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要比资本主义社会更能保障弱势群体，而且要更能避免资本社会的致命问题。只有这个方向上的优势，才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唯一正确的政治体制立身之本，才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2。中国近代政体探索
说起中国近代政治体制的探索，还是要从明末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很显然，明朝末期，土地的畸形集中导致了社会问题的爆发，也就是说封建社会作为一种政治体制已入沉疴。然而正如欧洲罗马帝国末期的骨牌效应一样，病入沉疴的明王朝受到了处于奴隶社会制度的清王朝的侵夺。这段时间之内，清王朝经历了从圈地到分地的转变，而这个转变也缓和了土地矛盾，从而延后了封建社会作为一种政治体制崩塌的时间表。再到以后的鸦片战争，中国屈辱的或者说被强迫的进行了一次西学东渐的学习过程，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包含了军阀洋务运动，以及三民主义的资本主义革命和老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其间既有公车上书变法的君主立宪制探索，也有生搬硬套的四大家族西学时代，更有来自苏联胜利的红色浪潮。当然，历史的最终选择缔造了一个红色中国，然而我们这个红色中国并非就是真的又红又专，我们仍然拥有着浑厚的封建残余以及遍尽肌肤的资本主义风骨。三足而鼎，即支撑起了我们民族独立和崛起，又同时制约了我们的进一步发展。在对这样的三种文化并存的严重问题的解决上，我们诞生了偏左的文化大革命，也同时诞生了偏右的特色社会主义。当然，本人没有权利诟病伟人，在这里只是站在探讨的角度辜妄为之。
轰轰烈烈的红色社会主义革命，本身就是一种我民族探索自强道路的历史史诗，而在这一部波澜状况的实史诗画卷中，毛泽东思想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毛泽东思想不单单是某一位伟人的辉煌创举，它是对我党我民族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伟大总结，是我党我民族在对新文化新体制探索道路上的历史实践，在毛泽东思想的沃土中，我们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辉煌胜利，而在对于旧文化的剔除实践中，历史选择了文化大革命。任何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都不是某一个人可以决定并推动的，我们这个人群只是这样的一个发现者和执行者，真正的推手在于社会发展的要求。正是这种社会发展的要求，催生了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承接上文，弱势群体的改善，是政治体制发展的度量衡，很显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过度强调了弱势群体从而扼杀了其他群体的积极性，负责任的说，这是揠苗助长。在接下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中，我们从事实上逐渐忽略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再负责任的说，这是拆东墙补西墙。可以说，无论偏左偏右，都是我民族在复兴过程中的必经阶段，这不涉及哪个人的优劣，它是我们民族崛起的必经之路。而我们目前所面对的形势以及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任务，都是在经历了种种探索之后的突破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总结前人的宝贵经验，更要勇于打破坛坛罐罐，而反映在政治体制上，那就是我们要让我们的弱势群体比以往的政治制度拥有更好的生存环境拥有更多的权利以及由此产生的史无前例的生产热情。
3。政体本源外延试考
上文说过，政治体制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规则，而这个社会规则的最终指向就是最大程度的发展社会生产力。需要明确的一点就是，这里的社会生产力，并不是捏造一个GDP的概念就可以反映的。社会生产力，本源在于智慧，而智慧的本源就是通过组合和改造来改善人类种群的生存状况。本人以前曾经说过，新文化要立足要发展要指导实践，必须把握人类活动的本源，而所有人类活动的本源无非是[改善]二字。所谓改善，改而善之，善是一个对比的概念，也就是说要比以往的善，要比现有的善。当然，关于这个本源以及文化层级和相互架构，本人有一整套的理论体系，限于篇幅，本文不表。切题，政治体制的本质就是要最大程度的发展社会生产力，也就是最大程度的制造改善量。反映在经济层面，就是创造更大的附加价值；反映在文化层面，就是创造更多的改善的点子；反映在生活层面，就是要大家的生活更好越来越好。这三个层面，是政治体制制度是否进步的关键衡量标准。归根究底，是不是实现了多方面的改善，就是政治体制是否合格的本源。
抓住了政治体制的本源，我们就可以以这个本源为核心进行延展，从而获得对我们的政治行为以及活动的取舍标准，例如公共道德建设，什么样的公共道德是需要我们大力倡导并推广的？按照政治体制本原来看，可以实现更大改善的行为准则就是我们需要的公共道德。再比如关于法律的制定和解释，到底应该怎样进行法制建设和法律解释？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改善。什么叫做违法？违背了改善方向就叫做违法。什么样的行为应该惩治？破坏了改善局面就应该惩治。在这个标准里面，无为为过是一个很显然的取舍标准。说的详细一点，身位公仆，喝茶水看报纸聊天打毛衣都是违法，都应该惩治，更不要说什么贪污腐败了。
4。新时代的政体特征
所谓新时代，这里面有一个比较的问题，一方面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相比较于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另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相比较于我们以往自己的新特征。前文已经说过，让弱势群体获得更好的生活，就是政治体制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而我们将要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最大程度的照顾弱势群体就是我们体制改革的核心。当然，在这个核心的引导下，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可谓正中要害，我们中央政府以民生为最大重点也正呼应了这一历史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讲，弱势群体会不会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就是衡量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成败的唯一标准。
确立了这一个标准，我们也可以很简单的归纳出新时代的政体特征，那就是社会分配向弱势群体倾斜。具体表现这里不再赘述，简单来说，劫富济贫，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是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压缩文章长度，不表。
5。中国未来政体初探
承接上文，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必须是符合历史选择的制度，也必须是遵从社会规则本源的制度，归根究底，一切在改善二字。在这里简单推测几个改善的侧面。
A.削藩：地方政府减肥势在必行。
B.制约：中央-省-县，政治不涉及经济；中央-地-乡，经济不涉及政治。法律准绳。
C.纺锤：中央全机构，县级全机构，其他层级片面机构。
D.直辖：县级公检法等部门中央直辖，其他层级不设。
E.直选：县级全民直选，中央级人大会议直选。
F.监督：县级人代会享有弹劾权，中央级人代会享有立法权。
G.人事：政治干部经济干部两条途径，从村级服务开始。
尾声：其乱迷迷，其道昭昭，其人奋进，其国必兴！